讀者：林舜穀 (Shun-Ku Lin, MD)、黃懷蒂
謝謝發起這次讀書會的江承翰編輯，以及參與分享的同好們：國立清華大學黃貞祥教授、美麗晶華診所陳志龍醫師、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林舜穀醫師、亞東醫院王姿文醫師、永豐商業銀行經理 Data Su。
這本書在講甚麼？
國家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會決定一個國家的興衰，作者將提出了廣納式與搾取式兩種模式，並且舉出許多的例子，告訴我們廣納式的制度有多元的經濟發展可能與政治權力分配，促使國家有更好的發展，並且形成自然的抑制權力或金錢過度集中；搾取式的制度則把權力與利益都集中在少數寡頭手上，這些既得利益者會為了避免破壞式創新造成階級流動，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國家越來越窮，人民永無翻身之日。
廣納式經濟與政治的正向循環
正向回饋與良性循環廣納的經濟與政治制度不會自己出現，當菁英階層抗拒經濟成長及政治變革，其他人想要限制菁英階層的經濟及政治權力，兩者之間因此發生重大衝突，若此時有重大的關鍵事件，諸如英格蘭的光榮革命、或詹姆士鎮殖民地在北美洲建立，一連串因素弱化了菁英階層對權力的掌握，強化了他們的對手，為多元社會的形成製造了動因，廣納性的制度就會應運而生。一旦成了氣候，廣納性的經濟與政治制度往往會形成良性循環，亦即一種正向回饋的過程，使這類制度得以持續甚至擴張。
良性循環的運作有賴於數種機制。
- 在多元的政治制度下，政府內部派系想要獨攬大權會變得更加困難：例如美國的小羅斯福總統想要消除最高法院加諸他的權力限制，就因為三權分立的原則深入美國政治而失敗。政治多元化也保障了法治的觀念，認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不能僅由一個團體掌控並用來侵犯別人的權利。更重要的是，法治原則不僅強調法律之前的平等，也特別注重政治體系中的平等，為更大的政治參與及更大的廣納開啟了大門。整個十九世紀，英國的政治體系因此難以阻擋強力要求更大民主的呼聲，打開了逐步向所有成年人開放選舉權之路。
- 廣納性政治制度與廣納性經濟制度是互為支持的，廣納性經濟制度可以掃除最惡名昭彰的榨取式經濟關係，譬如奴隸及農奴制度，減少獨占的重要性，創造有活力的經濟，減少政治權力者的經濟獲利，菁英階層靠抓取權力所能獲取的利益越少，壓制要求民主的人，損失反而更大。這種良性循環使民主政治在十九世紀英國得成功的機會也較大，相對的，專制政權如俄羅斯帝國經濟制度，在十九世紀末要求政治廣納時就遭到了壓制，因為菁英階層分享權力會蒙受的損失實在太大。
- 廣納性的政治制度使自由媒體得以興盛，而自由的媒體往往會揭露當權者的惡行，並動員反對力量，以抗衡對廣納制度的威脅，譬如美國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及二十世紀的最初二十五年，流氓大亨的經濟宰制力大增，對廣納經濟制度構成根本性的威脅時，自由媒體就發揮了力量。
榨取型經濟與政治的負向循環
良性循環使廣納性制度得以持續，惡性循環則產生巨大的力量使榨取式制度得以延續。
作者舉的例子是中南美洲的瓜地馬拉，同一批菁英階層的人，從殖民統治時期開始即把持著政治與經濟，即使在國家獨立之後也持續把持權力不放，長達四個世紀之久，榨取式制度充實了他們的荷包，他們的財富則為們的統治支配打下了鞏固的基礎。美國南方的農園經濟，惡性循環同樣一覽無遺，唯一不同的是，這裡也展現了惡性循環遭到重大挑戰時的韌性。美國內戰之後，南方的種植大戶失去了經濟與政治控制權，農園經濟的基礎-奴隸制度--遭到廢除，黑人獲得平等的政治與經濟權利。只不過內戰並未徹底摧毀種植大戶菁英階層的政治力量或其經濟基礎，到頭來，他們仍然能夠改頭換面重建其體系，憑藉其在地的政治力量達到同樣的目的:用之不竭的低價勞工供農園使用。
下撒哈拉非洲，特別是獅子山及衣索比亞，則是另一種形式的榨取式結構，社會學家米歇稱這種形式為寡頭鐵律，亦即一個掌控榨取式制度的政權被推翻，緊跟而來的新主子也利用同一這種類型的惡性循環，其邏輯在事後來看也很容易理解:榨取式政治制度對於權力的行使並沒有限制，因此，推翻前獨裁者並承接國家政權的人，使用權力或濫用權力基本上也不會受到節制;至於榨取式經濟則意味著，只要大權在握、剝奪別人的資產、設立獨占事業，利益及財富就會滾滾而來。
作者認為由轉向廣納制度的例子當中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有權力團體的廣泛結盟，累積足夠力量就能夠挺身反對專制統治，並以更廣納，更多元的制度取代專制統治。唯有廣泛結盟所發起的革命，才比較可能產生多元的政治制度。
許多國家由殖民獨立後之所以墮入榨取式政治，就是因為獨立運動不是由廣泛的結盟所發起，而是由想要奪取權力以便自己榨取利益的個人及團體發動的。惡性循環還有另一個更具毀滅性的面向，榨取式制度製造了巨大的社會不公平，統治階層擁有巨額財富與不受限制的權力，因而會有許多人想奪取政府掌控制度。所以榨取性制度不只為下一個更加榨取的政權鋪了路，同時也會引發不斷的內鬥及內戰造成人民更大的痛苦。甚至摧毀這些社會所達到的基本秩序，把經濟帶向繁榮的希望摧毀殆盡。
